【故土，不曾抵达的回响】

□张勇进

在我记忆的最深处，“故乡”这个词始终隔着一层薄雾。它像一个遥远的传说，从长辈们零碎的叙述中缓缓浮现，却从未在我生命里投下真实的倒影。我曾在《海外文摘》《散文选刊》《中国报告文学》发表过几篇关于“家乡”的文章——《海豆芽祭》《河仙海神我永远的故乡魂》《那一盏赶海的三角煤油灯》——写的都是奶奶和父亲的革命往事。那些故事，是我从大革命时期的老革命、村中老人，以及奶奶、父亲的口中拼凑而成的。后来写的《乡祭》，则是我仅有的几次返回“乡下”的观感和思绪。

父亲自新中国成立后便离开了他打游击的故土，被组织派遣到各地工作：从廉江县第四区到粤西垦植所，再到黎明农场、东升农场、八师十三团、八师十九团、八师十四团，最后才回到家乡所在县廉江离休。我的童年，便是在这样不断的迁徙中度过的。车轮碾过红土路，书包里装的是不同方言的片段，而“故乡”始终是一张未完成的草图，悬在想象的远方。

真正踏上父亲管她叫做“家乡”的那片土地，是在我十七岁的夏天。高考刚结束，父亲第一次带我回到他的出生地。十七岁，已是成年的年纪，却是我第一次以“归人”的身份站在这里。故乡以一种近乎热情的仪式迎接我——提坝那边与世界同龄的那片海面浮动着绸缎般的波纹，银光灵动；不远处，红树林在咸湿的海风里起伏，如同大地欢畅的呼吸。

我跟在乡下的伯母身后，参加了“拜公”仪式。祠堂里香烟缭绕，烛火映着一张张陌生的、与我血脉相连的脸。他们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带着审视，也带着温和的接纳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：我与这片土地之间，隔着的不仅是地理的距离，更是整整一代人的漂泊。

从那以后，又是数年未归。直到大学毕业，工作安定，才在每年除夕陪退休的父亲回乡下，去看那间由奶奶一担海沙一担泥巴垒起的老屋。我曾劝父亲拆掉它，建一幢二层小楼。父亲摇头，说这泥砖屋从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——奶奶是副站长，游击队员都叫她“奶仔”。如今仍健在的老战士和粤桂边纵队的伤员，都不许我们拆掉这个“革命的记忆”。于是，这间六十多平方米的泥砖瓦屋，至今仍顽强地立在村小学操场——曾经的伪军操练场——前面。瓦缝间长着青草，土墙被岁月啃出斑驳的缺口，像一位沉默的老兵，不肯脱下褪色的军装。因为老屋已无法住人，我们从未在乡下住过一夜。每年除夕，在堂哥家吃完年夜饭，便趁着夜色赶回城里。只有两次例外：十七岁那年在堂兄的渔船上过夜，三十岁“点灯”时在堂兄的船舱里住了几天。

三十岁那年，妻子怀孕了。按家乡风俗，男孩出生后，父亲要尽早带他回祠堂“点灯”，告知祖先家族添丁，祈求庇佑。我因从未“点灯”入族，儿子便不能越过我完成这个仪式。于是，在我三十周岁那年的春节，父亲终于带我回乡，在祠堂幽暗的烛光里，我的名字被写进了族谱。

仪式持续了三天。白天，我跟堂兄驾着小木船去赶近海。船是那种用船木（一种厚实而沉重、专门用来造船的树木）板制造的窄长小船，船头翘起，远看像海上卧着一弯新月；近海因为海滩的廷伸，海水是浑浊的土黄色；与天际相接处泛着银光。红树林的根茎从滩涂里伸出，如无数只抓紧大地的手。船过处，惊起白鹭，翅膀划过天空，落下几片羽毛，轻轻浮在水面。堂兄撒网的动作流畅得像一首古老的歌谣。网沉入水中，再拉起时，里面跳动着银光——是沙钻鱼、花蟹，偶尔还有一两只青壳贝。他说，这片海从前更丰饶，夜里提煤油灯来照，滩涂上密密麻麻全是海豆芽（一种贝类）。奶奶年轻时，常带着这些“海货”去交通站，鱼篓底下藏着情报。

“你奶奶胆大，”堂兄说，“听我父亲讲，有一次伪军盘查，她当面撬开一只贝，生吃了，说‘自家捡的，尝尝鲜’，那些兵嫌腥，挥挥手就让她过了。”我看着手里的海贝，壳上的纹路像时光的年轮。忽然懂得，故乡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归属，更是一种精神上的“密码”——那些深藏在血脉里的勇敢、隐忍与牵挂，原来早已随着父辈的故事，悄悄埋进了我的生命。

父亲的一生，是不断“离开”的一生。党指向哪里，他就去哪里，连大禹“三过家门”的机会都没有。因此，字典里“故乡”的定义、诗词中“乡愁”的咏叹，于我始终隔着一层透明的墙。这个“乡下”，于我而言，仅是父亲出生、战斗过的地方；除了血脉与祖先的骸骨，似乎再无更多联系。甚至我的童年，也与“故乡”的温暖无关。文革时，父亲住牛棚，母亲下放干校，只有奶奶带着我们四个孩子，在“革命群众”的监督下生活。记忆里的天色总是昏暗的，“发小”“玩伴”“快乐的童年”这些词，像隔着毛玻璃看到的风景，模糊而遥远。

这是一种永恒的缺失。就像一棵树，从未真正触摸过自己的根须所在的那片泥土。

直到父亲去世。十二年前，我们按乡俗为他办法事，将他的魂安放在家族先辈的序位中。当道士摇铃念诵，香火升腾成青色的烟雾时，我仿佛看见——父亲终于回家了。不是以肉身，而是以魂灵的形式，回归了他用一生远离、又用一生怀念的土地。那一刻，我站在祠堂门口，望见远处海滩上的红树林。潮水正缓缓退去，树的根茎裸露出来，纵横交错，紧紧抓住湿润的泥滩。这些树生在咸水与淡水之间，活在涨潮与退潮的交替里，它们从不“离开”，却比任何迁徙者更懂得何为“坚守”。

我想，故乡或许就是这样一片红树林。它不要求你永远停留，却永远为你保留一块滩涂，让你在潮水般的人生起伏中，始终知道有一条根，深深地扎在某片咸涩的土壤里。

如今，我也老了，退休了。儿子大学毕业后去了省城，也许他的童年记忆会是另一番模样——明亮的教室、公园的滑梯、周末的博物馆。但每年清明，我仍像父亲当年一样，提前备好祭品，清早驱车回乡扫墓；每年除夕，我仍会去贴老屋的春联，在门前烧一捆除旧的鞭炮。

老屋更破了。今年台风过后，西墙塌了一角，露出里面夯实的黄土。堂哥问要不要修，我说不必，就让它这样吧。有些存在，本就不是为了“完好”，而是为了“记得”。仪式感总是要有的。因为生活需要锚点，传统需要传递——哪怕只是形式上的延续，也能在时间的河流里投下一枚小小的石子，荡开几圈依稀的涟漪。

最近一次回去，是今年的清明。雨丝细细的，飘在脸上像凉雾。扫完墓，我没有立刻离开，而是独自走到海边。滩涂上，几个孩子正在挖螺，小桶里装着半桶贝类，他们的笑声清脆得像贝壳相碰。远处，一条小木船正驶向红树林深处。船影渐小，最后融入那片浓绿里。我突然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，那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年头，某次望着远方时喃喃自语：“人啊，就像赶海的船。潮来了，得往岸边走；潮退了，总想往海里划。这一生，不过是在‘出去’和‘回来’之间，画一个个圈。”

是的，我终于明白了。故乡从未真正“缺席”——它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我的生命里：在父亲沉默的背影中，在奶奶的故事里，在每一次迁徙时打包的行囊中，甚至在我书写关于“故乡”的文字时笔尖的迟疑中。它是我生命中一片始终未曾抵达、却又无处不在的海滩。潮声永远在远方回响，而我，终于学会了聆听。

离开前，我蹲下身，从滩涂上拾起一枚小小的白色贝壳，放进衣袋。壳很薄，对着光看，能透出淡淡的粉色纹路。它轻得几乎没有重量，却像一把小小的钥匙——也许永远打不开哪扇具体的门，却足以在某个恍惚的瞬间，让你想起有一片海，一直在那里。无论你是否曾真正抵达。

少小不曾识故乡，

成年心事总彷徨。

点灯已是卅年后，

入族方随列祖旁。

莫对生活说苟且，

宜将诗赋话远方。

平常岁月平常过，

糙米粗粮照样香。

[ 作者简介：张勇进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百家文化网传统文化研究院副院长，中国新文学联盟《青年文学》杂志社理事会理事，《散文选刊》签约作家，诗人。]